图为《龙藏寺碑》元明间拓本（选页）
上海图书馆藏
图为《龙藏寺碑》碑额，上面盘绕蛟龙，
中间刻有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
历尽沧桑存当世珍宝
踏入隆兴寺的一刹那，你会感觉都市的喧嚣被隔在了门外，四周清静祥和，心也慢慢沉下来。风吹过古树沙沙作响，林间的雀鸟婉转啼鸣，在大悲阁旁千年古槐下，碑亭里的《龙藏寺碑》静静竖立在栅栏后。待你走近，仔细打量，会发现它造型十分别致，刻工精细。其字体结构朴拙，方正有致，虽为楷书，但仍留有隶意，乃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关于此碑，史料上记载，是隋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命为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造龙藏寺而创立。隔着青砖碑亭的朱红栏杆，三米多高的青石古碑，让人仰视观望。此碑高3.15米，宽0.90米，厚0.29米。碑文楷书30行，行50字，凡余字。碑为龟趺。碑额为半圆形，上面盘绕蛟螭，中间刻有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碑阴及左侧有题名及恒州诸县名，亦为楷书。历经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碑身缺损严重，碑阳下部的部分碑文已经脱落，无法识别，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地位。
据了解，我国的石刻文字萌芽于商，碑的名称见于东周，至东汉桓帝、灵帝时，建墓竖碑才蔚然成风。隋碑处在由魏碑体到唐楷的过渡时期。《龙藏寺碑》正是体现这一变化的佳作。而且，目前隋朝存世量极少，以《龙藏寺碑》最完整，其文物和书法价值不言而喻。
脱胎魏碑开唐楷先河
书法史上的隋代，不因年代的短暂而在历史上湮没。据史料记载，隋朝统一南北后，隋文帝为了维护统治，重视文治，奉佛尊儒，优礼学者，曾“诏购求遗书于天下”，重振了长期处于没落的儒家思想，“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出现了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在文化上也有了新气象。
在三十八年的统治中，隋朝承袭了魏晋南北朝余风，出现了南北书风融合的新局面，为唐代尚“法”书风的登峰造极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篆、隶逐渐式微，楷书成为了一种极其规范化的标准书体，影响深远。而《龙藏寺碑》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有人说它为《九成宫》、《孔子庙堂碑》开了先河，也有人说此碑为褚遂良、薛稷书法风格作了铺垫。康有为则将此碑与唐碑的关系总结为：“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帮其风气渐归于正，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实通达时变之言，非止书法小道已也。”可见初唐诸家大多从此萌芽。
原省书协主席、著名书法家旭宇曾在《重读隋龙藏寺碑》一文中评此碑书法，“瘦劲宽博，方整有致，具有古朴秀雅之美，静穆幽深之境。
此碑用笔方圆结合，刻工惊喜，即如发丝粟米，犹见鲜活清晰，可谓书刻双绝。”他还举例详解，细看《龙藏寺碑》用笔，既有北魏的古朴刚健，又具纤细典雅的“二王”书风，并时出汉隶左波右磔，蚕头燕尾的笔意，“世”“事”“六”“方”“兼”等字，端庄秀丽，规整不失灵动。“通篇浑穆清雅，气韵生动，在隶楷演变南北融合中独具风神。”
未解之谜待深入探究
除书法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外，围绕《龙藏寺碑》历史的民间考证也未曾停止。例如《龙藏寺碑》碑文末尾刻有“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之（此字缺）”字样。这位张公礼是何许人也，他在龙藏寺建造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如，风雨侵蚀，现存碑文又有哪些未解之谜？
据正定籍书画家赵志强介绍，通过多年研究考证，他觉得张公礼应该是《龙藏寺碑》的撰文者和书丹者，“依据一是光绪元年《正定县志》说‘龙藏寺碑并阴，张公礼撰并书，开皇六年十二月立，今在隆兴寺。’依据二是碑文末尾刻的‘齐开府长兼行参军’，说的是张的职务。文中‘开府’一词，是指古代官员（如大将军）建立府署并自选僚属之意，而‘行参军’可理解为他行使的是参谋或秘书之职，身份也比较契合。依据三，立碑是传承后世的大事，在碑文上留下名字的自然不是普通人。此碑文内容不仅说到正定这一块的风土人情，更涉及当时河北这片儿的风土人情，谋篇布局有气势，书法技艺精湛，非一般工匠所能企及，也再次证实了撰并书写者的文化修养和高贵身份，这都与张公礼比较吻合。他很有可能是龙藏寺建造工程的参与人，或至少是个知情者。”
作为传世名碑，《龙藏寺碑》法帖版本有很多，过去流传于世的本子大多是清朝乾隆年间所拓。据说，最好的本子，是清末收藏文物甚富的大官僚端方所藏号称“宋拓”的本子。解放后上海发现了比端本更精，存字更多的珍本。上世纪80年代文物出版社根据珍本影印出版的《龙藏寺碑》帖，比端本多18个字。如今仍有51个字无证可考，待后人深入研究。赵志强告诉我们，近年他将损残之字辨识考证并补写了一份，希望能与大家切磋，消弭一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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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石家庄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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